2017-08-30 15:05:42 辽宁教师考试网 http://ln.huatu.com/jiaoshi/ 文章来源：沈阳华图
⑴由：通“犹”，如同
第三、四句：指出结集的目的：引起后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与共鸣。
⑴述：陈述，创作
⑵所以：……的原因
⑶致：情趣
问：第三自然段中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怎样一步步推进的。
明确：第一步，紧接上段结尾的“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”，于第三自然段一开头就用孔子的话总说生死大事，提到生死这件大事是令人悲伤的。第二步，作者从古人遗留下来的文章看到：古人也为人生变化而兴叹生悲，这和今人为人生的变化兴叹生悲完全相同，甚至比今人更加伤感，这使作者的心情久久不得开解。第三步，作者推测未来人的感情变化也必和古今人一样，等到现在的一切成为历史的陈迹，未来人也会像我们现在一样临今人之文而感叹，如此无情的变迁再次引起作者的感慨。最后一步作者点出写作此序的主旨：既然人生变化如此迅速，此次宴集的情况就该记录下来，以免湮灭不彰，同时也使将来之人了解作者心中的感触。随着感情变化的步步推进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，这与上文的乐生之意恰好相合。
问：为什么说“一生死”、“齐彭殇”是“虚诞”、“妄作”。
明确：这一观点出自《庄子?齐物论》，庄子认为生和死是相对的，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，像细胞的新陈代谢。但他夸大了这个相对，否定了生和死的区别，所以，生死相等说是荒谬的。他又认为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和未成年就死去的人没什么差别，因为长短是相对的，但他同样夸大这种相对性，否定了寿夭的区别，所以是胡说。其次从第三段的内容看，作者先引用孔子的话说生死是人生的大事，接着分别写古人、今人和后人无不对生死这一人生大事感慨万端，对人生无常悲恨不已，那么既然古往今来人们无一例外都为人生无常兴叹生悲，庄子的死生一样、寿夭等同的说法还是虚妄荒诞之辞吗?
总结全文：
作者由兰亭盛会写起，极写盛会之“乐”。可大凡美景盛事，都极易引发人的愁思和感慨，面对兰亭美景，不由得兴尽悲来，感慨万千，进而展开议论，抒发了“人生苦短，命运难测”的痛惜之情，由己悲人，沟通古今。全文情景交融，文简而意深，不愧为千古名篇。
3. 深化迁移
儒、道与魏晋士人的死生观
生命的短暂：“逝者如斯夫!不舍昼夜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
“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(《庄子·知北游》)
“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;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。”(王勃《滕王阁序》)
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;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(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)
“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”(苏轼《前赤壁赋》)
儒家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
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
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
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
儒家重视人的社会存在和现世存在，认为道德仁义远较个体生命重要，思考现世生活远较思考死亡重要，对死亡采取的是视而不见的态度，从而忽视了个体生命面对死亡时所应有的态度。西汉以后，经过统治阶级改造的儒家思想一统天下，士大夫将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观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社会理想作为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，希望建功立业，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人生价值，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也是儒家那种视而不见的风范。
道家：“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”(《庄子·德充符》)
“生死存亡为一体”(《庄子·大宗师》)
道家的庄子对死亡则有较为深刻的认识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谈特谈死，“死生”一词在《庄子》一书中至少出现过24次。他意识到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，死与生的问题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底层。与儒家对死亡的视而不见不同，庄子创立了“至人”、“真人”、“神人”的“游”的境界来作为他的人生理想，最终用虚幻的理想境界掩盖了现实人生的苦难，也掩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感。所以庄子说“生死存亡为一体”，他以自然天命作为生死的本体，主张将个体的人完全返回到自然状态，让人在混沌的世界中听从天命，取消生死差别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反过来掩盖了他哲学中死亡意识的光芒。
魏晋士人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(曹操《短歌行》)
“功名竹帛非我事，存亡贵贱付皇天。”(鲍照《拟行路难》)
时至魏晋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期分裂动荡时期，社会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中，整个社会都在生死线上煎熬、挣扎着。浓厚的死亡意识笼罩着这一个时代，魏晋时代的人对死的恐惧和由之引发的对生的焦虑，这种感受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。
旧的虚幻的群体社会彻底解体了，昔日士大夫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权威思想全面崩溃了。“功名竹帛非我事，存亡贵贱付皇天。”(鲍照《拟行路难》)士大夫的内心充满对时光易逝和生命飘忽的无限感慨，死亡是令他们感到恐惧和哀伤的幽魂，驱之不散。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(曹操《短歌行》)，“人生一世间，忽若暮春草”(徐干《室思》)，“但恐须臾间，魂气随风飘”。(阮籍《咏怀》)他们将生命比作朝露、比作暮春草，看作飘忽的轻烟，充满对生之无常和死之无奈的感慨。
此时，玄学兴起，玄学家致力于“援道入儒”，力图把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建立在道家自然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之上。一般是在哲学上讲自然本体论，在政治上调和儒道，在人生方面追求玄远、超绝，成为魏晋士大夫的精神寄托。以“竹林七贤”为例，三国魏时，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阮咸、王戎、刘伶七人为当时名士，游于竹林，号为七贤。
刘伶“常乘鹿车，携一壶酒，使人荷锸随之，云：‘死便据地以埋’”。(《晋书·刘伶传》)
阮籍“时率意独驾，不由径路。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反”。(《晋书·阮籍传》)
嵇康“今但愿守陋巷，教养子孙，时与亲旧叙阔，陈说平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志愿毕矣”。(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
无论放浪形骸，还是自得自足，都源于对“人生苦短”的无奈，尤其是前者，对死亡意识的表现已达极至。总之，魏晋人的死生意识是从个体的生命出发的对死的恐惧及对生的焦虑，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观照和思考，是对儒家生死观的反叛和对道家生死观的深化。它不凭仁义道德，也不凭自然万物来消解人的个体存在，从而消解死亡意识，而是直接面对死亡思考，因此，魏晋时代是文化观念充分开放的时代，不再单纯拘泥于儒或道。正如李泽厚所说，是“人的觉醒”的时代(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)。正是在人的觉醒的人文思潮里，魏晋人在表面看似颓废、消极、悲观的死亡感慨中，深藏着他们对人生、生命强烈执著的追求和留恋，可以说是一种源自于死亡意识的“悲怆的美丽”。
（编辑：lnht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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