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,著名文学杂志《大家》成为舆论关注焦点,有读者举报称,该刊物存在一个以收取版面费敛财的“野鸡版”。这本“野鸡刊”是一个付费发表论文的“杂货铺”,它与正版的《大家》使用的是同一个刊号,装帧也很类似,主管主办单位及编辑部地址完全相同,连两套编辑队伍也基本相同。据悉,它每年为杂志社赚取的版面费不少于2000万元。(6月2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　　从“汽车运用”到“体育健身”,从“英语词汇”到“国际贸易”,种类繁多的300篇论文,“密密麻麻地挤了463页”,这就是被曝光的“野鸡版”《大家》。这哪里还是什么杂志,完全已经成了一个疯狂捞钱的“杂货铺”。

　　一本文学刊物的境遇,有时可以作为分析时代走向的一个切口。只要对中国文学期刊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,《大家》曾在中国文学界颇有影响力。这本文学刊物的地位虽然不如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显赫,但在读者心中绝对是一本靠谱的文学刊物。它曾发表过阿来、池莉、于坚等文学“大家”的作品,还是与《收获》一起两度摘得“鲁迅奖”的国家核心中文期刊。

　　然而,当初面向文学“大家”的一本刊物,如今经过一番“变脸”之后,却成了各种论文作者的“福音”。这本“野鸡刊”的出现,见证了《大家》杂志的自我堕落。可事实上,这些年,《大家》身上流淌着的早就不再是文学高贵神圣的血液了——2011年,在最新的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中,连正本《大家》文学杂志也已被移出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”的序列。

　　近些年,不少纯文学刊物在走向末路,但像《大家》这样,彻底沉沦于商业利益的泥潭,不再坚守文学的独立品格,仍值得我们深思。到底是谁把文学刊物推向这样的境地,到底是谁让文化丢掉了起码的尊严?

　　在当前的文学生态中,一些刊物因未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趋势,变得越来越小众化、窄众化,以至于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,不再能实践其介入现实生活的文学价值使命;与此同时,由于社会评价机制过度倚重论文发表数量等指标,诱使一些文学刊物也渐渐地偏离了文学本质,异化成了靠版面费牟利的敛财工具。无论是失去独立性的刊物,还是疯狂敛财的刊物,都放弃了对文化的独立坚守,失去了基本的价值敬畏,甚至不再顾及起码的文化道德与公共责任,以至于出现背离法律制度的现象——比如,《大家》杂志“一号两刊”的做法,就涉嫌违法。

　　当然,要想止住《大家》杂志的这种“变脸”,一方面有赖于相关主管部门能够加强监管,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予以严厉的惩处;另一方面,有赖于全社会重新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考核制度和人才评估制度,只有论文发表数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,剜除了违法“野鸡刊”生存的土壤,不问来稿质量而以版面费牟利的各种违法刊物,才不会有“市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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