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-09-30 14:39:11 辽宁三支一扶考试网 http://ln.huatu.com/szyf/ 文章来源：辽宁华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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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世纪末的法国，诞生了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——《乌合之众》(The Crowd: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)，以及一个影响深远的案件——德雷福斯案，正是在该案中，作家左拉撰写了著名的《我控诉》。
很多人读过《乌合之众》，也有很多人知道德雷福斯案，但少有人了解：这本书和这个案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一百多年后回看这段历史，可以给我们理解今天的网络生态提供一些思路和启发。
《乌合之众》和德雷福斯案的共同背景是19世纪晚期法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动荡：1870年建立的第三共和国牢固确立了(男性公民的)普选权，1882年银行和股票市场崩溃，1892年发生权钱勾结的“巴拿马丑闻”，法德关系依然紧张，炸弹袭击和刺杀事件也屡有发生。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空前活跃，但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之中。人们需要为自己的不安和愤怒寻找发泄的对象，民族主义、盲目排外、反犹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，社会情绪变得冲动、暴躁。
1894年9月，法国情报机构获得一份材料。材料由一名法国军队内部匿名人士手写，他声称要为德国提供秘密军事情报。很快，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·德雷福斯成为重点怀疑对象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：他是犹太人，而且他的家庭来自德语地区。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，坚称自己无罪的德雷福斯被逮捕定罪。作家左拉所控诉的，正是这种建立在种族主义情绪之上的冤案。
和此前的冤案相比，德雷福斯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有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。整个社会因为此事件被撕裂成两个阵营：一派挺德，强调法治和程序正义;一派倒德，诉诸国家安全和警惕心理。两派都组织了很多群体活动，声张自己的立场。在案件发生的那两年里，法国人只要举行聚餐，就不可能不聊德雷福斯案，而且很有可能在饭桌上吵个不可开交。
在很大程度上，德雷福斯案所引发的集体情绪是当时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，勒庞的《乌合之众》就是对以此案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体事件的反思。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：“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，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。”只要聚集在一起，人们就被一种宗教般的情绪所左右，失去了自我意识，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，成了一群乌合之众。
和勒庞同一时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，则从德雷福斯案中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。他认为，民众之所以形成阵营，热烈地表达意见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一旦融入群体就魔术般地失去了理性，而是因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事物——大众报纸。
19世纪末，法国颁布的新闻法案让一大批面向普通大众的报纸得以诞生。世纪之交时，最大的报纸发行量已经超过百万。以报纸为载体，德雷福斯案的案情不断得到更新，民众随时可以了解最新动态。左拉的《我控诉》也正是发表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《震旦报》上。可以说，是报纸让德雷福斯案成为全国性事件。民众聚在一起，是因为他们虽然可能住在相距很远的地方，但却享有了同样的信息，这让他们可以无障碍地对话，可以分享同样的参与热情。
所以，塔尔德认为，当时法国所见证的并不是群氓时代的到来，而是公众时代的到来。他和勒庞的主要分歧在于：民众是被宗教般的狂热联系在一起的，还是被建立在共同信息基础上的对话联系在一起的?民众究竟是愚不可及、只懂跟随，还是具备自己的判断力和反思精神，可以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互动?
互动的妙处在于：当一个人是孤立状态时，他往往只考虑自己;而当和其他人对话时，则往往能走出自我中心，考虑他人的感受。在群体之中时，我们真的都是沉浸在情绪中、不顾及他人的人吗?或者，群体中的我们其实依然在进行个体之间的互动?
勒庞的《乌合之众》出版后，一直是畅销读物，但社会心理学者早已指出其中的种种问题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将民众的行为归咎于群体非理性，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，对群体智慧的一面和个体愚蠢的一面视而不见，将原本复杂的互动简化为单一的心理模式。
通过勒庞和塔尔德的不同观点，我们也可以思考当今互联网上的“乌合之众”现象：是将他们简单归类为“群氓”，还是承认他们的主体性，研究他们所共享的信息、共同的身份认同，进而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?这种不同的理解方式，会影响我们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：是无视、批评那些“群氓”，还是尝试开启对话，在互动中影响对方?
也许这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实践、测试两种思路的不同效果。
（编辑：辽宁华图_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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