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-08-02 10:54:14 辽宁社区工作者考试网 http://ln.huatu.com/shehui/ 文章来源: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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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,国务院印发《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要求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,到2020年,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消除,义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。目前在许多地方,义务教育阶段,乡村优质教育资源紧缺,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严重,农村学生和打工者子女上学面临不少问题。
上周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,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办理流程繁琐、证明要求多(70.2%)。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上学,受访者最看重的因素是师资力量(78.0%)。如果家乡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实现一体化,55.0%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更愿意让孩子在户籍地上学。
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最大困难是流程繁琐证明多
边琴琴和丈夫在北京打工已经8年,他们10岁的女儿在农村老家的小学读三年级。每到暑假,边琴琴夫妻俩就会把女儿接到北京团聚。虽然没能把孩子带在身边,但边琴琴对女儿的教育投入不少。“每个暑假,我都给她报不同的兴趣班,有舞蹈、游泳、书法等。孩子在老家见识少,照看她的爷爷奶奶也不方便送她去县里上兴趣班,只能在暑假多学一些”。让边琴琴忧心的是,公公婆婆对这个女儿过于溺爱,孩子会养成一些坏习惯。
42岁的葛玉林不久前刚刚结束了在上海的打工生涯,回到河北老家。他用这些年的积蓄,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,一家人迁进城里居住。然而,孩子的上学问题却成了他的心病。“儿子之前一直在农村小学读书,到了该升初中的年纪,我很想让儿子进县里的重点初中读书。但是由于一家人户籍地还在农村,没能办成手续”。
受访者中,69.7%的受访者是在外打工者,其中,44.9%的受访者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市区打工,14.8%的受访者在其他地级市打工,6.9%的受访者在县级市打工,2.3%的受访者在乡镇或农村打工。
76.4%的受访者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。34.3%的受访者子女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市区上中小学,13.1%的人的子女在其他地级市上中小学,17.7%的人的子女在县级市上中小学,9.9%的人的子女在乡镇或农村上中小学。
据受访者观察,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办理流程繁琐,证明要求多(70.2%),其次是难以进入好学校或重点班(68.0%)。其他困难或问题还包括:学校会变相收取借读费(53.4%),相关补助难以落实(37.1%),与当地户籍学生分开编班(29.2%),在学校遭遇歧视(20.7%)等。
通过交叉分析,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市区打工的受访者认为,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面临最大问题是办理流程繁琐,证明要求多,其次是难以进入好学校或重点班。而在其他地级市、县级市、乡镇或农村的打工者认为,难以进入好学校或重点班是最大问题,其次是办理流程繁琐,证明要求多。
边琴琴对记者说,她女儿到上小学的年龄时,她曾想把女儿带到北京读书,但由于相关的材料不齐全没能顺利办理。“按规定我们需要提供暂住证,可是我们夫妻俩在这边打工一直没有办过。另外还需要提供在家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,我们回家跑过一趟,办起来很麻烦,孩子的爷爷奶奶也在家,最后还是让她留在老家读书了”。
河北省某县城小学老师刘静(化名)告诉记者,现在从农村到县里打工的青年越来越多,孩子上学是很多人发愁的事情。“几年以前,农村孩子进县里的小学初中读书,还可以托关系、交借读费。后来要求小学初中不能收借读费了,严格划片入学,县里的学校也人满为患,农村孩子只能在老家读书”。刘静说,乡里和村里的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、设施还是校风,和县里学校差距都很大,而且由于撤点并校,一些农村学生上学很不方便,需要走很远的路。
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彭泽平指出,近年来,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差距总体趋势在缩小,但绝对差距依然很大。“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分化、失衡与断裂,有自然、历史的原因,但从根本上说源自城乡教育分割、分离、分治二元制度及其政策安排”。至于城乡义务教育失衡的原因,他认为,既有基础教育“地方负责、分级管理”制度的影响,也与义务教育师资管理配置的“城乡失公”、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“城乡失衡”、长期以来我国“精英化”的义务教育政策取向等有关。
如城乡义务教育实现均衡化,55.0%受访者更愿意让孩子在户籍地上学
葛玉林对记者说,没能把儿子送进更好的学校,让他感觉对孩子亏欠很多。他希望儿子以后能升入县里的初中,然后考入市里升学率高的高中,将来考入好大学,获得更好的教育。
调查显示,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上学,受访者最看重的因素是师资力量(78.0%),其次是硬件设备(59.3%),第三是升学情况(55.5%)。受访者看重的其他因素依次是:离家距离(48.9%)、班级人数额度是否适当(24.8%)、美育体育课是否开设齐全(24.2%)、是否在更大的城市(20.7%)、补助额度(10.0%)等。
进一步分析发现,比起在其他地区打工的受访者,在县级市打工的受访者最看重中小学的师资力量,其次是升学情况,硬件设备排在第三。在县级市、乡镇或农村打工的受访者,对于学校是否在更大城市的重视程度,超过了对美育体育课是否开设齐全的重视程度。
“考虑到孩子在北京读书难以进入好学校,高考时还得返回户籍地,让她在老家读书也有好处。”边琴琴说,随着对北京教育政策了解的增加,她感觉即使当初成功让女儿留在北京读书,之后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。“我们夫妻俩以后也得回老家定居,现在已经在市里买了房,希望女儿以后能进市里上初中”。
调查显示,如果家乡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实现均衡化,55.0%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更愿意让孩子在户籍地上学,30.1%的受访者回答不好说,仅14.9%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。
对于推动城乡义务教育真正实现均衡化,彭泽平认为,必须打破义务教育城乡分割、分离、分治的制度瓶颈,建立以共生理念为基点、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双向有机联动的一体化办学管理体制、教育投入配置体制与教师人事管理体制。
受访者中,33.6%的人户籍地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市区,25.5%的人户籍地在其他地级市,18.3%的人户籍地在县级市,22.3%的人户籍地在乡镇和农村。(记者 周易)
短评:
歧视、偏见、排斥:进城随迁子女离城市生活有多远
杨三喜
留守儿童进了城,变成了随迁子女,貌似身份变了,但其生活成长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。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现代生活,处于一种“半城市化”的生存状态。
进城之后,原先的留守儿童被“再留守”——父母工作不稳定,经常更换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点;虽同在一个城市,父母的工作地点离学校较远。在这种情况下,一部分进城的随迁子女依然难与父母住在一起。
与在农村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、常年难与父母团聚相比,留守儿童进城后,生活环境有所改善,生活质量也在提高。而且,很多城市允许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入学,他们在城里接受教育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。
但这种保障毕竟是低水平的。由于随迁子女大量涌入城市,城市的教育资源短时间内很难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。师资力量、硬件设施一时无法满足教学需要。比如,在河南的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,学校招生规模呈“爆发式增长”,从5年前的每届8个班发展到现在的每届24个班。随迁子女集中在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,他们仍然无法和城市“原住民”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。城市教育资源不足,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,同不断增多的随迁子女教育需求的矛盾,仍很尖锐。
在教育不公平之外,随迁子女还面临着融入城市难的问题,“再留守”只是其中的一面。与城市家庭相比,随迁子女家庭的收入水平、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、教育观念和方式均处弱势。虽然生活上得到了基本的照料,但是如何融入城市主流生活,仍是随迁子女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再加上来自部分城里人的歧视、偏见、排斥,随迁子女的自卑心理可能会更加严重,性格、行为习惯也会出现偏差。
长期生活在城中村、城郊等与城市脱节的边缘地带,也容易让随迁子女染上恶习,甚至诱发犯罪行为。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统计显示,2015年至今,辖区内随迁子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占受案总数的62.33%。这些因素为社会稳定制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。
留守儿童进了城,变成了随迁子女,貌似身份变了,但其生活成长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。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现代生活,处于一种“半城市化”的生存状态。他们或许脱离了贫困的农村生活,但却将沦为城市贫民,依然是被遗弃、被损害的对象。
从最开始的入学难到融入城市生活难,随迁子女问题在不断升级。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,形势或将越来越严峻,并直接关系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。应该看到,并不是放开入学条件,让他们都尽可能有学上,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。如何让他们更健康地成长,获得更好的向上流动的发展机会和资源,打破阶层固化的魔咒,才是关键。
改变随迁子女在城市的处境,不能仅依赖其中一部分孩子的个人勤奋,它需要整个社会机制的协同运作。政府要在政策上公平对待随迁子女,在教育、医疗等问题上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,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给随迁子女及其家庭造成的社会资源“屏蔽”。社会要积极介入随迁子女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类问题,加强随迁子女与城市同龄人、学校交流和互动,改变对随迁子女的歧视、偏见以及排斥,加快他们在精神上融入社会的速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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