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-06-12 09:33:49 辽宁公务员考试网 http://ln.huatu.com/gwy/ 文章来源：辽宁华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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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高考的时候，总有人把高考制度和中国传统科举制相提并论。其实，二者并无多少可比性。
在科举时代，只要院试中式，当上秀才，就算是有了功名;通过乡试，成为举人，就有做官的资格。高考虽然是全国统考，和科举会试却是天差地别。从录取人数上讲，那更没法说了。会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，每次只取大约不超过400人，差不多是地级市高考“状元”才有机会入围。硬要对比的话，现在的高考勉强相当于传统科举时代的院试，本科生顶多就是个秀才。
但同样作为一种选拔机制，高考和科考有一点是相通的。这就是，从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人，都有机会获取一定社会资源，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——人脉资源。
一个人考进什么样的大学之所以重要，就在于这将奠定其朋友圈的基础，进而影响其人生与事业的格局。而在科举时代，一旦会试中式，成为进士，这个人将从此拥有全新人际圈子，彻底改变其一生命运。
下面不妨通过三位改变了晚清命运的人物——曾国藩、左宗棠和洪秀全，谈谈科举考试对一个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。
(一)十年七迁曾国藩
曾国藩、左宗棠和洪秀全出生年月相差无几，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(嘉庆十六年)，左宗棠比他小一岁，洪秀全比曾小三岁。他们属于同一时代人，在历史上又有过重大交集——太平军兴后，曾左在湖南举办团练，最后剿灭了洪秀全。
但这三人的科场历程完全不一样，对各自的人生也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。
曾国藩的科考经历并不顺利，仕途却是一路亨通。不过，对他仕途起到关键作用的，正是他的科考经历。
曾国藩并非出自望族，他父亲曾麟书年过四十才中了个秀才，而且这还是曾家几百年来出的第一个秀才。而曾国藩十五岁(周岁，下同)就通过了府试，二十二岁参加院试考取秀才(比他父亲晚一年)，次年参加湖南乡试中举，可谓春风得意。
中举后，曾国藩再接再厉，当年冬天就入京准备会试。第二年(1835年)会试不中，因来年有恩科，便暂居京城读书，结果恩科依然未中，只有打道回府。这时候，曾国藩的内心应该是崩溃的。他在路上借钱买了一部廿三史，回家后闭门研读。
过了三年(1838年)，曾国藩又满血复活，赴京赶考去了。这次他终于会试考中，取第三十八名贡士。不过在5月份的殿试中，他的成绩并不如人意，只取三甲第四十二名。这是进士中的最差等级了，叫作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话虽如此，能够进入三甲的也是人中翘楚、祖坟冒烟。
不过，位列三甲的进士很可能沉沦为下级官僚，而不能进入翰林院一路升转，日后有机会拜相。清制，殿试之后还有朝考，这是对二三甲进士进行重新选拔授职的机会。朝考为皇帝亲自主持阅卷，若能胜出被选为庶吉士，仍可进翰林院。
这时候，曾国藩的人品大爆发。这次会试的总考官是穆彰阿，时为领班军机大臣。穆彰阿在历史上名声不是很好，和林则徐是死对头，但“终道光朝，恩眷不衰”。他有个特点，就是很会四处笼络人才，门生故吏遍及天下。但曾国藩这时候应该无缘攀上这位朝中重臣，否则他的成绩也太对不起座师了。曾国藩是通过他的湖南老乡，也是穆彰阿的门生，后来担任过两广总督的劳崇光，这才得以引荐给穆彰阿，并受到赏识，乃至于引为知己。
有穆彰阿的赏识，加上自身的努力，曾国藩在京城十余年间，简直是坐上火箭升官。首先是过朝考这关。穆彰阿不仅圈定曾国藩为翰林院庶吉士，而且把他排在一等第三名，更在道光帝面前大夸特夸。结果，道光帝朱笔一挥，把曾国藩划为一等第二名。进入翰林院选为庶吉士，奠定了曾国藩青云直上的关键一步。
从1838年到1847年，曾国藩从一个穷翰林院庶吉士到翰林院检讨(从七品)，再从翰林院侍讲学士(从四品)连升四级，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(从二品)，短短不到十年，实现了许多官员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仕途梦想。对此，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，在家书中表示：“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，本朝尚无一人”。
曾国藩的才具不必多说。他一生飞黄腾达，和他在科考中奠定的人脉基础有很大关系。在科举时代，座师和同年的提拔举荐，是个人仕途亨通的重要保证。而如果自己有朝一日出任乡试主考官或会试总裁官，又可招揽更多士子至麾下，形成庞大的利益共同体。比如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，其父就是与曾国藩同年登科，所以早在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，就以年家子身份投其门下。
顺便一说，曾国藩这个名字，还是穆彰阿给起的。
(二)才高气盛左宗棠
相比曾国藩，左宗棠的科考运气就很差了。
左宗棠也是十五岁就参加府试，取得第二名。但当年因母病没有参加院试，直至二十岁才捐了个监生去参加乡试，结果名落孙山。不无凑巧，该年道光帝令各省搜求遗卷，也就是让主考官重新检阅被舍弃的试卷，这才在五千余份试卷中把左宗棠给“捞”了回来，让他有了举人身份。
但接下来的会试，左宗棠就没那么走运了。1833年，也就是曾国藩考取秀才那年，左宗棠已经奔赴北京参加会试了，这是第一次落第。1835、1838年，左宗棠又两次参加会试，均铩羽而归，就此绝意进取，不复会试。其实，后来他还动过一次心思，不过被人阻拦了下来。那时候，他已经被朝廷任命兵部郎中，还加了四品卿衔。
1838年正是曾国藩会试考取进士的那一年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年曾国藩通过科考走上飞黄腾达的大道，而落第的左宗棠则打道回府，准备安安静静地当一个农民。
但自小被人目为神童的左宗棠，不可能就这么沉寂下去。哪怕在四十岁之前，左宗棠一直在乡间过着耕读生活。左宗棠写过一副对联，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;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”，正是他这阶段生活的形象写照。
与此同时，左宗棠在科举之外的各种伏笔，开始逐渐显现。
左宗棠虽然家贫，却也是个读书人家。他的父亲左观澜就读于鼎鼎有名的岳麓书院，后在长沙设馆授徒。左观澜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窗叫胡达源，为嘉庆年间进士，官至少詹事。他就是中兴名臣胡林翼的父亲。
放榜之日。
胡林翼和左宗棠同岁，不仅是世交，还是同学(均在长沙城南书院受业)，后来又和左宗棠亲上加亲——左宗棠和两江总督陶澍结为儿女亲家，而胡林翼娶了陶澍之女。胡林翼自然而然成为左宗棠的大贵人。推荐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的是他，在“樊燮案”中为左宗棠解围的是他，在皇帝面前力荐左宗棠出来做事的又是他，劝阻左宗棠别再去京城参加会试，使其得以回长沙募兵建立楚军的，还是是他。
胡英年早逝，左宗棠闻讯放声大哭，写下悼文：我忧何诉，我喜何告?我苦何怜，我死何吊?……能让左宗棠放下架子的，胡林翼肯定算一个。
左宗棠的另一位贵人是陶澍。先前，曾国藩会试落第，曾绕道江宁拜会陶澍没碰上;而左宗棠最后一次会试落第，同样绕道江宁拜会陶澍，相谈甚欢。不过，早些时候左宗棠在禄江书院做山长时，路过此地的陶澍就已召见过他，且“一见目为奇才， 纵古论今， 为留一宿”。结果是，年纪比左宗棠大三十几岁的陶澍，反倒主动结交不过一介布衣的左宗棠，结为儿女亲家。
陶澍是湖南经世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湖南籍官员的领袖人物。张之洞、张佩纶曾推许称：“道光以来人才，当以陶文毅(陶澍)为第一。”陶澍留给左宗棠的，不只有思想，当然还有广泛的人脉资源。
此外，左宗棠与胡林翼在城南书院的业师贺熙龄亦非泛泛之辈，为嘉庆年间进士，曾任河南道御史、提督湖北学政。其兄贺长龄也是进士，官至云贵总督，与陶澍相交甚密，同为湖南经世学派的代表人物。当年他看到十八岁的左宗棠，即推许为“国士”。有这些人的赏识与推荐，左宗棠就是想安静地种田，也是不可能的了。
只是一个被“捡”回来的举人，而非正途出身，是左宗棠一辈子的心病。他年近五十还想去参加会试，明显表露其心病未除。不仅如此，左宗棠二十岁时给人当上门女婿，入赘湘潭周家，大概也是他的“暗伤”。左宗棠的狂狷傲慢，或许不仅是恃才放纵，而是极度自卑之下的狂妄自大。但也说明，就算一个人不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晋身之阶，还是有可能从其他途径实现目标。
(三)落第童生洪秀全
当曾国藩、左宗棠于道光十八年(1838年)在京城会试的前一年，在广州有一个童生正在为考取秀才而奔波。这个人叫洪火秀，后来改名洪秀全。
在史景迁著的《太平天国》一书中，对洪秀全几次府试落榜有很形象的描述。在1837年这次，当洪秀全于阴历二月得知，他虽然过了县考，却在府试再次失利，顿感心灰意懒，没力气走回家，便雇了两名轿夫抬他返乡。
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，欧洲画家绘制，19世纪铜版画。
回家后，他洪秀全累得不能动弹，躺在床上无力开口。他梦见，在他床前围了一大群人，唤他去见阎罗王。他觉得自己大限已到。他向家人诀别：“我(在世)的日子短了，我的命不久了。父亲母亲啊!我不能报答大恩了!我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。”
洪秀全这场梦做得惊天动地，从天上到地下，从天父到阎罗王，不仅混搭，而且混乱。他梦见天父给他两件宝贝，一个金印与一柄名曰“云中雪”的宝剑，命他斩除妖魔。等他幻觉消失，恶梦醒来，村里人都以为他疯了。史景迁写道：
他时而从床上跃起，满屋跳跃，手足并举，作搏斗状;时而跌回床上，精疲力竭，默不作声。……他用朱笔自书了他的新头衔“天王大道君王全”，并将之贴在他的房门上。洪秀全给大姐洪辛英写了另一个四字头衔“太平天子”。若有人来访，洪秀全则大声唱他学到的“高天之音”，他公开驳斥父亲，否认自己从他所出，他与兄长争辩。
逐渐地，洪秀全恢复了平静。他又开始读书，准备再一次应试。“他到附近一个村庄重执教鞭。那段梦境无法解释，因此大家都认为，这个梦毫无意义。”但直至6年后，他才第四次到广州参加府试，结果再次名落孙山。从此，洪秀全不再试图走进仕途。终其一生，洪秀全在科举考试体制下，只不过是一名童生，距离功名还遥远得很。
当年赴广州考试，洪秀全在大街上从传教人接过了一本册子。这是由国内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编著的传教书籍《劝世良言》，直至那次“大梦一场”后，洪秀全才开始阅读该书，并与梦中情节相对照，“证实天启，皈依宗教”，从此走上造反的不归路。
金榜题名。
不过，这些说法都过于依赖当事人的口述材料。洪秀全的梦境，无非是他后来的追述，可信度极低。在我看来，符合事实的版本或许应该是：在屡次考试不第后，洪秀全心力憔悴、大病一场，随后在《劝世良言》的启发下，走上了极端之路。而他的这种种说法和行为，无非是“洋瓶”装旧酒，本质上和以往成王败寇的草民造反没啥区别。
在科场失意的文人，其爆发力和破坏性还是相当可怕的，比如唐末的黄巢起义。只不过，当洪秀全决意反了清廷之际，传统的科举考试也正在走向末路。
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洪秀全，这三个影响和改变晚清命运的人，一开始都努力遵循传统科举的路径，以图安放自己的人生。但除了曾国藩以“赐同进士出身”的身份，享受到体制带来的资源分配便利，其他二人都是依靠自身努力，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建立自己的人生坐标。
（编辑：辽宁华图_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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